公共卫生是一场艰难的游戏。如何在不显得霸道或扫兴的情况下,为了共同利益教育和改变公众行为?风险是巨大的:面对冷漠的受众,如何管理那种责备的“啧啧,你应该更懂事”的语气,以及如何传播“振作起来”的信息,方式也就那么几种。而这些努力的资金又在哪里?

“根除病虫害,造福万代。”这张海报由红十字会和福建省卫生厅卫生宣传办公室于1960年9月制作。请注意海报中央的工业天际线、健康的蔬菜作物以及底部的四害。来源: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但在20世纪4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官员们扫清了这些(以及更多)问题,成功实现了最困难的公共卫生目标之一:根除疾病和害虫。然而,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也制造了一场环境灾难,这恰好体现了为人类谋福祉与大自然的奇思妙想之间脆弱的平衡。
1949年秋,共产党上台之际,中国饱受各种致残性传染病的困扰。肺结核、鼠疫、霍乱、脊髓灰质炎、疟疾、天花和钩虫病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流行。大约有1050万人感染了水传播的肝脏寄生虫血吸虫病(1)。霍乱疫情在人群中肆虐,有些年份造成数万人死亡(2)。婴儿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三百(1)。

“消灭四害!”丁浩于1958年创作的一幅引人注目的海报。图片: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斯特凡·R·兰兹伯格收藏。
在这个紧迫的政治和社会转型时期,建立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和根除顽固疾病是改善人民生活显而易见的第一步。共产党政府开始发起大规模的鼠疫和天花疫苗接种运动,为近3亿人接种了疫苗(1)。全国各地实施了清洁饮用水和废物处理的卫生基础设施。效仿苏联的医疗模式,政府建立了医疗和公共卫生人员的子系统,作为人口的健康管理者,指示他们深入农村地区,用有限的资源尽力治疗疾病。
但是医生、免疫接种和卫生措施的作用是有限的。必须对传播瘟疫和疾病的害虫采取行动:传播疟疾的蚊子、传播鼠疫的啮齿动物,以及那些无处不在的空中祸害——苍蝇。还有那些吃掉辛辛苦苦从谷物和稻田里收获的果实的小麻雀呢?这四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被指控犯有危害公共健康的叛国罪和广泛的骚扰罪。必须采取行动,而且是大规模的、意义重大的行动,“除四害”运动应运而生。

“一支年轻的宣传队。”1949年的一张海报,强调儿童在“除四害”运动中的作用。海报顶部粉色和黄色横幅中可以看到害虫,儿童手中拿着用于消灭害虫的工具——苍蝇拍、网、锣等。来源: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于是,“大跃进”开始了,伴随而来的是一场爱国卫生运动,旨在消灭传播疾病的害虫,向人民发出了“全权委托”,通过屠杀烦人的小动物和昆虫来履行他们对国家的责任。1958年,中国人以毫不留情的效率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开始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野生动物大屠杀。
这项公共卫生事业将由所有人——从儿童宣传队到老年人——共同实施,并通过精美插图的海报向大众宣传,鼓励他们挥舞苍蝇拍、枪和锣,对抗这个政权的小型敌人。
公共卫生海报是知识和赋权的宣传板,但这些特殊形式的宣传也是历史的缩影,是新政治和公共卫生体系的诞生宣告。
这些中国海报体现了共和国的原则、文化和历史,以及技术和美学风格。它们大量借鉴了苏联高度完善的宣传传播系统和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散发着活力、善意和乐观。它们是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公共卫生运动之一的视觉呈现,但也揭示了对脆弱生态系统的粗暴干预,以及对维系我们周围世界微妙纽带的无知。
这场雄心勃勃的“除四害”公共卫生运动的伤亡如何?是的,许多传染病被根除,其范围有所缩小,但“10亿麻雀、15亿老鼠、1亿公斤苍蝇和1100万公斤蚊子”被彻底消灭(1)。公共卫生运动效果很好。太好了。麻雀在生态平衡中的内在作用没有被认识到,导致了一场未经缓解、精心策划的环境灾难。蝗虫成群结队地涌来,吞噬了田里的谷物,它们的进食没有受到警惕的、饥饿的麻雀的阻碍。大跃进期间新实施的农业技术进一步加剧了这场运动的灾难性影响。
麻雀的大量死亡和全国范围内的农作物损失导致数千万人挨饿,1958年至1962年间有2000万至3000万人死亡。1984年一篇关于这场大饥荒的文章简单地指出:“中国遭受了巨大规模的人口危机”(3)。
“除四害”运动在实现其主要目标——根除害虫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历史上最成功的公共卫生运动之一——在设定目标并明确实现方面——却付出了对中国而言,生态和人口方面异常沉重的代价。一个险恶的真相浮出水面:随意扰乱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看不见的平衡杠杆,否则大自然将以你为代价,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资源
在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运营的中国宣传画网上,了解更多关于宣传画所代表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他们收藏了大量精美的海报,包括精选的更多“除四害”运动海报。
来自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请查阅他们的简短网络展览,“人民的健康:亚洲医学的延续与变革。”
这份中国共产党运动列表是一次引人入胜的历史之旅。
参考文献
1. DM Lampton (1972) 过去二十年中国公共卫生与政治。Health Serv Rep. 87(10): 895–904
2. JW Salaff (1973)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死亡率下降。Population Studies. 27(3): 551-576
3. B Ashton et al. (1984) 1958-61年中国大饥荒。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0(4): 613-645













